加分考試，難解醫生荒

日前，國家衛計委發布通知，規定院前急救與兒科崗位工作人員可通過加分考試獲取執業醫師資格，以緩解專業人員匱乏的現狀。這項被許多業內人士解讀為“變相降門檻”的政策，迅速引發諸多爭議。“醫生荒”究竟根源何在？與“加分考試”相比，還有哪些措施可以“對癥下藥”？

【兒科】

現狀

專科醫院超負荷

綜合性醫院搭錢多

中午12點，首都兒科研究所附屬兒童醫院(以下簡稱“兒研所”)門診樓二層的候診區依舊熙熙攘攘。兩個神經內科副主任醫師的診室前，不少家長眼巴巴地望著門外的電子屏，候診序號已經從“77”陸續更新至“+14”；而不遠處的一個哮喘專家門診，短短半天時間就排到了“61”。

對于從醫31年的兒研所消化內科主任醫師孫吉萍來說，這樣的場景并不陌生。“北京預約掛號平臺一個月后都約滿了，今天上午門診看到12時25分，5分鐘吃飯，12點半科室例會……”“明天又是門診加班，無休無止。休息日能夠正常休息是醫生的奢望！”在她的微博上，類似的工作記錄幾乎隨處可見。

另一家兒童專科醫院同樣繁忙。公開數據顯示，北京兒童醫院年門診量達到337萬人次，高峰時單日門診量屢屢破萬——相當于醫院最初設計門診容量的兩倍以上。

與專科醫院長期超負荷相比，綜合性醫院的兒科處境又多了幾分尷尬。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院長王杉坦言，“兒科能收費的項目少，醫療服務價格又低，如果單純用運營指標來核算，一定是赤字狀態。”而在煤炭總醫院，“要不要撤兒科”一度成為全院上下激烈爭論的話題。盡管按照要求，全市所有二級及以上醫院應當在2011年底前恢復兒科門診和病房建設，但實際情況并不理想。記者近日從北京醫院掛號窗口工作人員處得知，這家衛計委直屬的三甲醫院，目前依然沒有單獨設立兒科。

大醫院尚且如此，向來“缺醫少藥”的社區醫院就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兩年前，退休兒科醫生梁桂芳作為“外援”來給朝陽區八里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填補空白”，由于還要兼顧另外兩家醫院，她每周只能在這里出診一天，“周圍居民其實是有需求的，可人員實在跟不上，我都這么大歲數了，誰知道還能來幾天！”

《中國衛生統計年鑒》顯示，2012年中國共有執業(含助理)醫師261.6萬，其中兒科醫師僅占3.9%。另有研究表明，2012年中國平均每千名兒童只有0.43位兒科醫師，而美國平均每千名兒童擁有1.46位兒科醫師。如果按照這個標準衡量，中國兒科醫師的短缺數至少達到20萬。

疑惑

門檻降了，

醫療質量會降嗎？

對于衛計委開出的“加分考試”藥方，梁桂芳有些擔憂，“這等于是降低標準，會讓兒科醫生喪失職業尊嚴感，患者也會產生不信任。”在她看來，兒科的專業性特別強，恰恰更需要保證質量，“舉個例子，成人用藥通常是統一固定的劑量，但兒科用藥則需要根據體重、年齡等因素綜合考慮，如果不熟練，半天都可能算不準。”

梁桂芳清晰地記得，三十多年前剛參加工作時，兒科并非如此“雞肋”，“過去，內外婦兒都是大科。”然而，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財政撥款的減少使得醫院開始重視“經濟效益”，醫生收入也普遍要與“創收”能力直接掛鉤，“我們科室掙不了錢，就越來越不受待見，經常連平均獎都拿不到，人才就在那個階段大量流失。”

煤炭總醫院院長王明曉為了穩住“軍心”，給兒科量身定做了新的考核標準，“制定一個最低工作量，假如一天50個門診，每月能達到1000個，那就能拿平均獎的80%，看的越多，拿的越多。”

王杉也在五六年前嘗試調整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績效方案，“兒科不是不高精尖，更不是不忙，所以獎金不再跟收支結余掛鉤，而是以過去的工作量為基數，看總出院人數和主要疾病的例數是否有增加。”盡管待遇的提升保住了兒科，但王杉覺得，僅靠醫院不計成本地貼錢并非長久之計，更不能改變兒科醫師短缺的整體格局，“關鍵還是要從政策導向入手，讓兒科得到足夠重視，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主動選擇。至于降低門檻，頂多算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過渡方案，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甚至可能給醫療質量和病人安全帶來隱患。”

在業內，不少人像王明曉一樣把兒科人才“縮水”歸咎于1998年的專業調整。當時，教育部以“專業劃分過細，專業范圍過窄”為由，取消了兒科學專業。1999年起，大多數醫學院校停止兒科的招生，“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兒醫荒，會考成績查詢，就應當在大學培養環節恢復兒科，從源頭上增加人才供給。”

王杉并不反對“開源”，但在具體方案上他有著不同的看法，“本科階段未必需要分出兒科，這跟國際上的醫學教育體系也不接軌。我們更應重視的是畢業后教育，在住院醫師培訓的層次上強化兒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