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點32分，我和媽媽圍著桌子吃飯。太可惜了，今天沒有煮雞蛋。我一邊吃飯一邊看我的手表。媽媽說湯要涼了，叫我快點兒吃。長針只轉了兩圈多一點兒，我就喝光了湯。7點51分，媽媽把中午剩的蛋糕端來了。7點58分，我們吃完了。媽媽讓我玩一會兒，我把耳朵貼在手表上，聽里面發出的滴答聲。8點15分，媽媽叫我上床睡覺。我真開心，差不多和上次給我鋼筆的時候一樣開心。那次弄得到處都是墨水。我想戴著手表睡覺，可媽媽說這樣對手表不好。我就把手表放在床頭桌上，這樣只要我一翻身就能看到它。8點38分，媽媽把電燈關了。

咦，太奇怪了！我的手表上的數字和指針在夜里發光哪！現在，要是我想煮雞蛋也用不著打開電燈。我睡不著，就這樣一直看著我的手表。后來，我聽見大門開了：是爸爸回來了。我可高興了，因為我能給他看看外婆給我的禮物。我下了床，把手表戴好，從房間里跑出來。

我看見爸爸正踮著腳上樓梯。“爸爸，”我大聲說，“看看外婆給我的禮物，多漂亮呀！”爸爸嚇了一大跳，差一點從樓梯上摔下去。“噓，尼古拉，”他對我說，“噓，你要把媽媽吵醒了！”燈亮了，媽媽從房間里走出來，“他媽媽已經醒了！”媽媽對爸爸說，樣子不太高興。她問爸爸吃什么吃了這么長時間。“啊，得了，”爸爸說，“還不算太晚嘛。”

“現在是11點58分。”我很得意，因為我很喜歡給爸爸媽媽幫忙。

“你媽媽可真會送東西。”爸爸對媽媽說。

“都什么時候了，還在說我母親，何況孩子還在這兒呢。”媽媽滿臉不高興地說，然后叫我上床去乖乖睡一大覺。

我回到我的屋子，聽到爸爸和媽媽又講了一會兒話。12點14分，我開始睡覺了。

5點7分，我睡醒了。天開始亮了。真可惜，我手表上的字不那么亮了。我用不著急著起床，今天不上課。可是我想，我說不定能幫爸爸的忙：爸爸說他的老板老是怪他上班遲到。我又等了一會兒，到了5點12分，我走進爸爸和媽媽的屋子里，大聲喊：“爸爸，天亮了！你上班又要遲到了！”爸爸又嚇了一大跳，不過，這里比樓梯上保險多了，因為在床上是摔不下去的。可是，爸爸氣壞了，就像真地摔下去一樣。媽媽也一下子醒了。

“怎么啦？怎么啦？”媽媽問。

“又是那只表，”爸爸說，“好像天亮了。”

“是的，”我說，“現在是5點15分，馬上就要到16了。”

“真乖，”媽媽說，“快回去睡覺吧，現在我們已經醒了。”

我回去上床了。可是，他們還是沒有動。我在5點47分、6點18分和7點2分連著又去了三次，爸爸和媽媽最后才起床了。

我們坐在桌旁吃早飯。爸爸沖媽媽喊：“快一點兒，親愛的，咖啡再不來，我就要遲到了。我已經等了5分鐘了。”

“是8分鐘。”我說。

媽媽來了，不知為什么直看我。她往杯子里倒咖啡的時候灑到了臺布上，她的手發抖了。媽媽可不要生病啊。

“我今天早些回來吃午飯，”爸爸說，“去點個卯。”

我問媽媽什么叫“點個卯”。媽媽讓我少管這個，到外面去玩。我第一次覺得想上學了，我想讓小朋友們看看我的手表呢。在學校里，只有杰弗里帶來過一次手表。那只表是他爸爸的，很大，有蓋子和鏈子，可好玩了。不過，好像家里不許他拿，這家伙惹禍了。那以后，再也沒見到大手表。杰弗里跟我們說，他屁股挨了一頓揍，差一點再也見不著我們了。

我去找阿爾賽斯特，他家離我家不遠。這家伙是個胖子，可能吃了。我知道他起床很早，因為早飯他要吃好長時間。

“阿爾賽斯特！”我站在他家大門口喊，“阿爾賽斯特！有好東西給你看！”

“阿爾賽斯特出來了，手里拿著面包，嘴里還咬著一個。

“我有一只手表了！”說完，我把胳臂舉到他嘴里的面包旁邊。阿爾賽斯特斜眼看了看，又咽了一口，才說：“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的表走得可準了，它有一根專門用來煮雞蛋的針。而且，它晚上還能發光呢。”我告訴阿爾賽斯特。

“那表的里頭呢，是啥？”阿爾賽斯特問。

“這個，我忘了看啦。”

“先等我一會兒。”阿爾賽斯特說著跑進屋里去了。出來的時候，他又拿了一只面包，還有一把鉛筆刀。

“把你的表給我，”阿爾賽斯特對我說，“我用鉛筆刀把它打開。我知道怎么開，我已經開過爸爸的手表了。”

我把手表遞給阿爾賽斯特，他就用鉛筆刀干起來了。我真怕他把我的手表給弄壞了，就對他說：“把手表給我吧。”

可阿爾賽斯特不肯，他伸著舌頭，想把手表打開，我上去想把手表搶回來。刀子一滑，碰上了阿爾賽斯特的手指，阿爾賽斯特一叫，手表開了，跟著又掉到地上，那時正好是9點10分。等我哭著回到家，還是9點10分，手表不走了。媽媽抱住我，說爸爸會想辦法的。

爸爸回家吃午飯的時候，媽媽把表給了他。爸爸擰擰小鈕。他瞅瞅媽媽，瞅瞅手表，又瞅瞅我，對我說：“聽著，尼古拉，這只手表沒法兒修了，不過你還能用它玩。這樣反而更好，再也不用為它擔心了，它總是和你的小胳臂一樣好看。”

他的樣子很高興，媽媽也那么高興，于是我也一樣高興了。

現在，我的手表一直是4點鐘：這個時間最好，是吃巧克力夾心小面包的時間。一到晚上，表上的字還能閃光。

外婆的禮物真了不起。⑧向中國人脫帽（1992.12）作者:鐘麗思記得那是十二月，我進入巴黎十二大學。

我們每周都有一節對話課，為時兩個半鐘頭。在課堂上，每個人都必須提出或回答問題，問題或大或小，或嚴肅或輕松，千般百樣無奇不有。

入學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編輯向我介紹過一位上對話課的教授：“他留著大胡子而以教學嚴謹聞名于全校。有時，他也提問，且問題刁鉆古怪得很。總而言之你小心，他幾乎讓所有的學生都從他的課堂上領教了什么叫做‘難堪’……”我是插班生，進校時，別入已上了兩個多月課。我上第一堂對話課時，就被教授點著名來提問：作為記者，請概括一下您在中國是如何工作的？”我說：“概括一下來講，我寫我愿意寫的東西。”

我聽見班里有人竊笑。

教授彎起一根食指頂了頂他的無邊眼鏡：“我想您會給予我這種榮幸：讓我明白您的首長是如何工作的。”

我說：“概括一下來講，我的首長發他愿意發的東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來。那個來自蘇丹王國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豎大拇指。

教授兩只手都插入褲袋，挺直了胸膛問：“我可以知道您是來自哪個中國的么？”班上當即冷場。我慢慢地對我的教授說：“先生，我沒聽清楚你的問題。”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復一遍。我看著他的臉。那臉，大部分掩在濃密的毛發下。我告訴那張驗，我對法蘭西人的這種表達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個中國”一說可以有什么樣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