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有人可能會問，最近這些年才興起玩古玩收藏，難道那時候歐洲就開始收藏中國瓷器了？其實不是，那些商品本來并不值錢，可因為是千里迢迢，花了大半年的功夫從中國運過去的，開貨運公司的老板掙的就是運輸費，結果那些本來不值錢的商品在歐洲價格就比中國翻了好幾倍。這樣的商品一般老百姓肯定買不起，能買得起中國商品的基本都是官僚、貴族、有錢人。于是一些洋人，尤其是開工廠掙了錢的暴發戶，他們以擁有一兩件中國的絲綢褲衩或者瓷尿壺為榮。于是買幾件具有異國情調的中國商品以示炫耀，這樣的風氣逐漸在歐洲擴散開來。而且這個風氣愈演愈烈，后來好多歐洲的王公貴族還爭著蓋中國式的園林，布置中國房間，演中國戲，開中國舞會，中國潮就這樣燒起來了。不過這些都是有錢有勢的洋人對表面中國現象的附庸風雅，除此之外，真正的中國文化也確實傳播到了歐洲，這個任務是那幫來中國傳教的洋和尚和長期居住在中國的洋人完成的。
當17世紀初，以耶穌會為首的傳教士不斷進入中國以后，他們在給中國帶來“西學東漸”的同時，也把大量中國的書籍帶回了歐洲，并翻譯成各種歐洲人能看明白的英文、法文啥的。這些書不光有《金瓶梅》這樣的黃色小說，或者《醒世恒言》、《二刻拍案驚奇》等神怪故事，其中還包括了像《論語》、《中庸》、《大學》和《易經》等大量儒家經典，當然也包括老、莊的道家等其他各家圣賢的書籍。此外，像利瑪竇那樣的傳教士，他們還把大量描寫中國各種情況的書信寄回了歐洲。當這一切充滿異域風情又不失強大文化傳統的東西出現在大鼻子藍眼睛的洋人面前時，自稱天底下最先進的、傲慢的歐洲人一下子驚呆了。
在這股“中國潮”中，雖然大家都在贊美中國，但洋大人們對中國的態度卻各有不同。一部分人是出于對中國那些漂亮絲綢、精美瓷器和古玩，以及中國的小橋流水還有文人的儒雅風格贊賞不已。于是不假思索地把中國奉為太陽底下最偉大的國家，對當時中國的一切都趨之若鶩，一時間中國成為這些洋大人學習、模仿和追求的最優美的對象，爭當中國的鐵桿粉絲。
而另外一些人卻不完全是這樣，他們是誰呢？這些人是當時歐洲正在興起的另一股風潮的領航員，他們就是所謂啟蒙運動中的一些學者。啥是啟蒙運動，歷史書上有很多解釋，不過歷史書上基本是用一些抽象的名詞堆起來的，看不太明白。而且更不會有多少人，尤其是洋人在評價啟蒙運動時會說，這其中是有中國的功勞的。怎么回事呢？
文藝復興以后歐洲產生了近代科學，此后科學飛速發展，接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來了。這一切都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進步，機器代替了手工作坊，以前歐洲最高的建筑是教堂，如今工廠的煙囪成了最高建筑，而且越來越多。但是那時歐洲各國的天下歸皇帝、教皇還有貴族，紡織廠的老板說話不如貴族地主管用，科學家說話不如紅衣大主教管用，專制統治和宗教思想極大地影響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嚴重。
于是在17、18世紀像狄德羅、伏爾泰這樣的學者出現了，他們在思考著，并且希望能找到一個解決方案：天賦人權、三權分立、自由、平等、博愛一個個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民主思想便紛紛產生了。接著又發生了推翻皇權的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英國實行的文官制度等等，最終整個歐洲完成了向資本主義的過渡，這些就是所謂啟蒙時代發生的事情和結果。
而這一切又與當時歐洲出現的“中國潮”有著極大的聯系。
比如啟蒙運動領袖，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他讀了孔夫子和老子等中國圣賢的書，深受孔夫子宣揚的仁、義、禮、智、信，還有老子《道德經》里尊重自然，講究道德等觀念的啟發，他認為孔子和中國哲學家是真正相信道德，摒棄迷信的，歐洲的皇帝和教會不但不講道德，而且相信迷信。
而英國在1731年開始實行的文官制度，也是對中國科舉制的一種批判的借鑒，“在中國，一個人如果不是個真正有才能、有學識的人，他就不能成為一個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有能力勝任政府中任何職位的人。”這是一個英國人說的，所以孫中山先生曾經說：現在各國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源溯流，英國的文官制度原來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
還有英國著名哲學家和數學家萊布尼茨，二進制是他的發明，不過當了解到《易經》里的八卦時，他非常謙虛地這樣說，我的二進制算不得發明，只不過是伏羲原理的再發現（當時他們認為《易經》是伏羲的作品）。[8]
這些學者和對中國附庸風雅的洋大人還有一點不同，那就是他們不是一味地贊揚和崇拜中國，在認真地研究了中國以后，對中國當時落后和虛弱的情況他們也看得十分清楚。
還是那個伏爾泰，他被認為是最喜歡中國、對孔夫子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人，可他在談到中國落后的情況時說：“在科學上中國人還處在我們二百年前的階段；他們跟我們一樣，有很多可笑的成見；就像我們曾經長期迷信過符咒星相一樣，他們也迷信這些東西。”[9]他甚至說：“人們要問，既然在如此遙遠的古代，中國人便已如此先進，為什么他們又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為什么在中國，天文學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卻又如此有限；為什么在音樂方面他們還不知道半音？……歐洲科學在三百年里的進步，勝過中國在四千年里的進步。”[10]歐洲這些啟蒙學者就是以如此理性批判的態度去了解和認識中國的。
不過那時的中國，除了染上英國人運來的鴉片煙癮的人越來越多，卻從來也沒發生過什么歐洲潮，更沒人用理性批判的態度去研究歐洲。中國的態度開始是拒絕來自西方的一切事物，當知道洋家伙很厲害以后，又覺得該學，學來干啥？學來對付洋人。至于洋家伙背后包含了什么科學思想沒有人去思考和關心。
另外，當大家知道歐洲的“中國潮”時，又為此感到沾沾自喜，沒人理性地對待這種文化的相互影響，而是夜郎自大地認為歐洲所有先進的科學技術根源其實都是來自中國，大喊所謂“西學中源”，而最早用理性思維去看待西方思想的人就是嚴復。
嚴復之所以會成為中國最早一個用理性思維看待西方的學者，完全得益于少年時代那個塾師黃少巖先生的教導，先生教他從朱熹、王明陽那里學會了思辨的方法、從顧炎武那里學到了嚴謹的治學態度，也從顧炎武那里知道了何為匹夫之責。
除了治學態度、心中的理想，嚴復還是一個心中充滿好奇，不顧習慣的羈絆，心無旁騖地去探尋、去玩的大玩家。所以嚴復和他同時代另外一位大師，戊戌變法的第一推動者康有為有很大的不同。雖然他們都是為了達到國家自強的目的，康有為變法的理想是把西方的先進思想與儒家傳統撮合在一塊，創立儒教，康有為對儒家以及傳統還抱著希望，為了不脫離傳統他琢磨出一套洋為中用的辦法。可嚴復覺得傳統已經爛透了，他想另起爐灶，全盤西化，玩得比康有為雷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