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歷史學家

    人物簡介：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

    初字夢簪，字孟真，山東聊城人。著名歷史學家。

    六歲入私塾，十歲入東昌府立小學堂，十一歲讀完《十三經》。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

    1918年與同學羅家倫、毛準等組織新潮社，編輯《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為學生領袖之一。

    1919年底赴歐洲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后轉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和高等數學。

    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1926年冬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chuàng)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任所長。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底歷史語言所成立，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后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政治協(xié)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臺灣大學校長。

    1950年12月20日因腦溢血病逝。

    傅斯年任歷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培養(yǎng)了大批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余種，在經費、設備、制度等方面都為歷史語言所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組織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發(fā)掘，其后先后發(fā)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和商代歷史的研究。傅斯年還將明清大庫檔案資料爭取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進行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傅斯年在歷史學研究方面，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第一卷）、《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稿本）、《古代文學史》（稿本）；發(fā)表論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東西說》、《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于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tǒng)一之由來和戰(zhàn)國人對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冊。

傅斯年其人其文

    對中國大陸的知識階層來說，傅斯年（1896—1950）恐怕仍是既熟悉又生疏的名字。近代中國有幾件大事是廣為人知的，但這些大事與傅斯年的關系，知道的人卻不一定很多。

五四運動總指揮

    在新文化運動中，以傅斯年為主任編輯的《新潮》，是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后來，胡適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一文中斷言：“《新潮》雜志，在內容和見解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边@里也許體現著胡適對《新青年》主將陳獨秀思想容易波動、有時沒有深思熟慮、缺乏前后一貫性的不滿，但確實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極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傅斯年本人從1918年1月發(fā)表《文學革新申義》支持文學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學日刊》和《新潮》上發(fā)表了文章和新詩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紀思想文化，向往社會主義，支持文學革命，評論社會問題，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運動自然不能不讀讀傅斯年的有關著作。而在五四愛國大游行中，舉著大旗走在北大隊伍最前列的總指揮就是傅斯年。

史學研究領導者

    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是在新文化運動推動下逐步成長起來的。歷史研究是其中成績最為卓著的學科之一，里面就包含著傅斯年艱辛耕耘的成果。

    1927年春，他被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文科主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歷史兩系系主任。一年后，又負責創(chuàng)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此后，他擔任這個研究所的所長22年，直至離開這個世界。從1928－1937年，傅斯年領導歷史語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對以安陽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城子崖等處的發(fā)掘，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義。

    北京和臺北的故宮博物館都藏有大量明清檔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些檔案在清末曾被視為無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經立約買下，打算運回日本。羅振玉、馬衡等著名學者曾為保護這一無價之寶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議時在國民政府擔任要職的蔡元培出錢買下這批檔案，最終避免了一大劫難，直至今天，中國史學研究仍深受其惠。

    僅憑上述卓越的學術領導工作，已經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紀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況他在史學研究上還有引人注目的建樹。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領導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響深遠的優(yōu)良學風——把收集史料作為歷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礎。用他的話來說是：“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他甚至直截了當地說：“史學便是史料學�！�

    與此同時，他堅決反對以倫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歷史。他說：“對青年是不應該欺騙的，治史學是絕不當說謊的�！薄鞍研﹤鹘y(tǒng)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他是在1928年5月寫下這段話的。國民黨正在扼殺學術自由，捏造和歪曲歷史為自己的專制統(tǒng)治服務；以固定的模式硬套中國歷史的歪風也開始蔓延。他的警告是非常及時的，盡管一介書生無法阻擋這些禍國殃民的洪水泛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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