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后，更加肆意地踐踏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推行聯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要連坐。傅斯年一面不準軍警隨意入校捕人，一面對國民黨當局聲明，臺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從而迫使這個聯保制度在臺大無法推行。

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拒絕權貴子弟可以降格入學。為此，他特地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上一張字條：“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傅斯年！”

在逝世前不久，傅斯年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到臺灣大學時寫道：“這一年半大學有驚人的進步……學校在一切環境下，尚能維持其應有之liberaltraditionofuniversities(大學的自由傳統)。雖然不是沒有麻煩。”在當時的環境下，可以說是了不起的成就。

學術自由是大學不可或缺的條件；但光有這一條也遠遠不夠。他還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見解：

1.辦學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義為主宰。他說：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強之目前功利為主宰”，而且“直到民國初年，大學只是一個大的學堂。”“今之大學制度仍不能發展學術，而足以誤青年、病國家。”如此狀況，必須改弦更張。

2.嚴格挑選校長和教授，不能讓政客和不學無術之輩混跡其間。“做校長的必須教員出身，否則無直接的經驗、切近的意識，其議論必成空談，其行為當每近于政客。”。而“大學以教授之勝任與否為興亡所系，故大學教育之資格及保障皆須明白規定，嚴切執行”。

3.嚴格區分大學和中學的教學方法。“大學教育是則是培養一人入于學術的法門中的。”“大學生之訓練正是研究室之入門手續也。”不能將“大學化為中學”！

這些話是在20世紀30年代說的。幾十年后，發達國家大學教育逐步大眾化，以職業訓練為宗旨的社區學院也日益普及。但是，凡是合格的大學莫不以通識教育為大學課程的基礎，不以短期的功利為導向。而中國的大學盲目跟隨蘇聯標榜以培養“專家”、“工程師”的惡果歷歷在目；今天官員們利用權勢撈取學位和教授頭銜的事情時有所聞；回頭再看傅斯年當年的針砭，深感這些直抒胸臆的話不失為警世箴言。

    傅斯年故事之三  知識分子的辦報夢想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再辦報刊議論時政，留下不少抨擊專制、腐敗和推進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他們的皇皇大文，為20世紀中國思想史增添了光彩

傅斯年是個滿腔熱血的愛國知識分子，他不但在學術事業中卓有成就，而且參政、議政，在履行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責中也寫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1947年，國共兩黨分裂后，身為自由主義者何去何從？蔣介石力圖把胡適等人吸納到他的政府中去。作為胡適摯友的傅斯年做出一個判斷：“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這句話的主要意思是政府必須受到獨立力量的監督。這既是他吸收的現代西方政治理念，又是他的政治經驗的總結。

傅斯年辦報是從新文化運動中辦《新潮》開始的。他和他的朋友懷著“所想所學，不致枉費”的愿望，決心“嘗試一回”，結果辦出一份僅次于《新青年》的優秀刊物。而這次嘗試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一大批杰出人物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的支持。

這一群自由知識分子們盡管一再受挫，但辦報辦刊的夢想卻始終沒有放棄。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傅斯年和胡適等人出版《獨立評論》周刊，評論時政，發出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聲音。籌辦之初，他和胡適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5%捐款，幾個月內籌得4205元，就把這份周刊辦起來了。而且這不是孤例，1922至1923年間，胡適他們辦《努力周報》，用的也是這個辦法。《獨立評論》出版244期，發表1309篇文章，涉及對日方針，訓政還是憲政，民主還是獨裁，民族自省，如何統一等等外交、內政等領域的重大問題。不論他們的意見是否正確，但他們確實無所顧忌地講出了自己的真心話。

以傅斯年來說，1932年，他直截了當地發表言論：“今日國民黨的領袖，曰胡(漢民)、曰汪(精衛)、曰蔣( 介石)……胡之人格堅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蔣之意志有強力……然而說汪先生之政務精練，或蔣先生的近代知識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務之精練，近代知識之充分，確是今日主持一個國家所應有的。”這等于指斥汪精衛和蔣介石都是不合格的領袖。汪、蔣雖然沒有因而迫害他，卻不能虛心受教，埋下了他們后來或覆沒或失敗的禍根。

抗日戰爭爆發，國難當頭，國民政府先后成立國防參議會(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國民參政會(19 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為朝野各方咨詢性的參政、議政機構。傅斯年被聘請為參議員和參政員。在參與這些機構的活動中，傅斯年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樣講“好聽的空話”，一再猛烈抨擊那些腐敗官員；特別是不顧蔣介石的關照，持續炮轟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將這兩位行政院長趕下臺，成了名副其實的“傅大炮”。而“大炮”的威力正是與報刊結合中顯示的。

不同年代都不難找到一些骨鯁之士，但他們的命運如何，就與當時的社會條件息息相關了。民國時期獨立的自由知識分子所以能夠發揮前所未有的影響，重要原因是當時以《大公報》、《獨立評論》和《觀察》等為代表的獨立報刊堅定不移履行傳媒的職責，拒絕同流合污；他們的聲音也因通過現代傳媒廣泛傳播而廣為人知；其次是國際輿論頻頻施壓，特別是國民政府的主要盟國——美國對其腐敗和專制統治的不滿日益增長。執政的國民黨雖然專制，還是不能不考慮利害得失，努力爭取這些獨立的自由知識分子與自己合作。

可是，在當時那樣的專制制度下，輿論的壓力又是有限的。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胡適及其周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再辦報刊議論時政，留下不少抨擊專制、腐敗和推進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統治者對這些諍言有時不得不聽，有時不但不聽還視若寇仇，而總的說來還是無視民意的情況居多。因此，他們的皇皇大文，主要成了自由思想傳承的文本，為20世紀中國思想史增添了光彩；而就當時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大局而言，依然無補費精神！

“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傅斯年這句話是1947年說的。而當時的國民黨已經再次選擇武力統一全國，除了依順自己的政黨和報刊外，不準組黨和辦報的極端道路。它的結果是卷起包袱，逃離大陸！（完）　(文/袁偉時 作者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