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否傅斯年在非史學領域才體現其語語四千年的通達風格呢？其實不然，傅氏早年在北大讀書時便主張歷史可“斷世”而不必“斷代”，且已形成其新穎而明晰的“斷世”體系。一般皆知陳寅恪治史有其一以貫之的核心觀念，即“種族與文化”，其實傅斯年亦然。他在五四前所著的《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已明確提出：“研究一國歷史，不得不先辨其種族。誠以歷史一物，不過種族與土地相乘之積。種族有其種族性，或曰種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種族一經變化，歷史必頓然改觀。”故其中國史之“斷世”，即“取漢族之變化升降以為分期之標準”。

而傅斯年的“種族”概念，其實也更多是“文化”的。在他看來：“中國歷史上所謂‘諸夏’、‘漢族’者，雖自黃、唐以來，立名無異；而其間外族混入之跡，無代不有。隋亡陳興之間，尤為升降之樞紐。自漢迄唐，非由一系。漢代之中國，與唐代之中國，萬不可謂同出一族，更不可謂同一之中國。”故他斷言：“自陳以上，為‘第一中國’，純粹漢族之中國也；自隋至宋亡，為‘第二中國’，漢族為胡人所挾，變其精神，別成統系，不蒙前代者也。”在同一“土地”之上，先后兩個“中國”的差異不僅體現在后者皇室將相多非漢種，更主要的是“風俗政教”的大不同。

北伐后傅斯年成為北大教授，上課時仍貫徹這一早年確立的分期觀念，其印發的《中國通史綱要》，再次明確“以‘民族遷動’為中國史分期之標準”，而具體的分期也基本相同。他在1931年給陳寅恪的信中重申：“中國之國體，一造于秦，二造于隋，三造于元。漢承秦緒、唐完隋業，宋又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兩代，雖民族不同，其政體則皆是元代之遺耳。”當然，傅斯年也注意到歷代“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別作‘枝分’”；其枝分的標準分別是：上世為“政治變遷”，中世為“風俗改易”，近世為“種族代替”。

在“中世”一段，“自爾朱亂魏，梁武諸子兄弟鬩墻、外不御侮之后，南北之土客合成社會，頓然瓦解；于是新起之統治者，如高齊、如宇文周、如楊隋、如李唐，乃至侯景，皆是武川渤海族類之一流，塞上雜胡，冒為漢姓，以異族之個人，入文化之方域。此一時代皆此等人鬧，當有其時勢的原因，亦當為南北各民族皆失其獨立的政治結合力之表現。”正因南北朝各族“皆失其獨立的政治結合力”，所以才有隋唐“民族文化之大混合”。故“唐代為民族文化之大混合，亦為中國社會階級之大轉變”。

他早年論證隋、唐皆“外國”說：“君主者，往昔國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虜，其不純為漢族甚明”。而“唐之先公，曾姓大野”。不論是原姓李氏而賜姓大野，還是原姓大野而冒認李姓，皆當疑而證之。更廣泛地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后南朝，正魏周而偽齊陳，直認索虜為父，不復知南朝之為中國”。當時將相，“鮮卑姓至多，自負出于中國甲族之上；而皇室與當世之人，待之亦崇高于華人”。若一般民俗，則“琵琶鮮卑語、胡食胡服，流行士庶間”，載記可考者甚繁。可知“隋唐所謂中華，上承拓拔宇文之遺，與周漢魏晉，不為一貫。不僅其皇室異也，風俗政教，固大殊矣”。

后來陳寅恪申論李唐帝室非漢姓，曾引起軒然大波，朱希祖嘗力辯其非，蓋認為此說或暗示中國人久已無建國能力，當日本侵華之時而言此，太不合時宜。早存此見的傅先生聞此則“倘佯通衢，為之大快”。其實陳先生所見者遠，在他看來，必知“李唐先世疑出邊荒雜類”而“非華夏世家”，而后李唐三百年“政治社會制度風氣變遷興革所以然之故，始可得而推論”。故“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長，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或即在此種族文化融合意義之上，傅斯年看出陳先生所發現者乃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件，反映了時代的結構性劇變，即其所謂“時代之Gestalt”。他申論說：魏晉以來“政治之最大事”即“整齊豪強之兼并，調劑中正官之大弊”。然“南朝立國本由過江之名士，濟以吳會之舊門，為社會政治支配之主力，故此局面打不破”。北朝“以沿邊之雜胡，參之中原之遺族而成之社會”，其政體雖與南朝略同，社會成分畢竟有差異。統一之后，“南北門閥各不相下，而新舊又異其趨向”，其終能形成以諸科考試代九品中正的制度，“與隋唐帝室出身雜胡不無關系”。此后科舉制影響中國社會千余年，誠為“中國社會階級之大轉變”。

傅先生斷定，“此事關系極大，此一發明，就其所推類可及之范圍言，恐不僅是中國史上一大貢獻而已”。從唐代帝室種族考證“推類”至影響中國社會千余年的科舉制，非胸中素存四千年史事的大手筆不易見及。魯迅曾說，“凡人之心，無不有詩”。一讀他人之詩而“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蓋心中先有詩，則詩人“握撥一彈，心弦立應”。大約總要識力見解相近，然后可產生撥輒立應的共鳴。傅先生能看出陳先生之所欲言及其可能推廣的影響，誠可謂知音。

而傅斯年自己的治史取向卻常被誤解，其“史學即史料學”的說法更曾引起廣泛爭議。傅先生明言“反對疏通”，主張以“存而不補”的態度對待材料，以“證而不疏”的手段處置材料，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但其自身作品，特別是其著名的《夷夏東西說》和《性命古訓辨證》，又何嘗少了“疏通”！他相當贊賞清儒“以語言學的觀點解決思想史問題”的方法，更主張“思想非靜止之物”，故在“語學的觀點之外”，更須“有歷史的觀點”，以疏通特定觀念“歷來之變”。不過，若非胸有四千年，“疏通”甚易流于“妄誕”，這可能就是傅氏立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吧。

其實傅斯年不僅歷史眼光通達，他觀察時事同樣敏銳。早在1918年6月，他就不僅看出新俄之“兼并世界，將不在土地國權，而在思想”；更預見到“將來西伯利亞一帶，必多生若干共和國”。當時恐怕極少人能有這樣的未卜先知，其能如此，即如他自己所說，“吾輩批評時事，猶之批評史事，豈容局于一時耶”。正因其觀察眼光不局于一時，復有其一貫的種族文化視角，故能所見深遠。（羅厚立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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