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所說的5W傳播模式和大眾傳播三功能說外，拉斯韋爾還在傳播學領域做出了其他許多貢獻。他開創了內容分析法，發明了定性和定量測度傳播信息的方法論;他關于政治宣傳和戰時宣傳的研究，則代表著一種重要的早期傳播學類型，而今天的宣傳分析，已被納入到了傳播研究的一般體系中;他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引入到美國社會科學，并使其與政治分析相結合，從而在社會層面上運用了個體內部的弗氏理論;他還幫助創辦了政策學，這是一門整合了社會科學知識與公共行為的交叉學科。因此，雖然拉斯韋爾并不認為自己是一位傳播學學者，但無疑在今天的傳播學研究領域中，彌漫著諸多拉斯韋爾的思想和作品。他的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奠定了傳播學研究的基本范圍和層面，他是當之無愧的傳播學奠基人之一。

5.霍金斯報告《自由而負責任的傳媒》

1947年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出版的研究報告《自由而負責任的傳媒》是新聞批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由羅伯特·霍金斯和12位當時美國最有權威的大學里的一流學者共同起草的報告闡述了傳媒機構自由與責任的相互關系。報告指出：新聞機構的自由應以推動民主政治、承擔社會責任為目的，如果新聞機構逃避它的社會責任則意味著將喪失自由。報告呼吁新聞機構要從道德、民主和自律方面改進自己的工作。半個多世紀以來，報告提出的學術思想被傳播學者不斷地闡述和發揚，但對新聞界本身的改革卻影響甚微。報告50年前提出的問題，在今天的新聞界仍然普遍存在。所以，從某種程度理解，這份報告在今天仍然有著現實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1946年12月，針對美國新聞業現狀，“新聞自由調查委員會”提交了一份研究總報告書，1947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名為《自由而負責的傳媒》(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報告認為交換消息和意見的言論市場已被少數經濟、企業財團把持，操縱在少數人的手中，間接危害公眾服務以及民主政治的基礎。

這本133頁的報告書首次提出了社會責任論。提倡自由而負責的報刊，主張新聞自由應以社會責任為規范，媒體對社會有責任提供確實和重要的消息，如果媒體忽略它的公共責任，政府可有限度地控制，同時新聞媒體在行使社會責任時，要進行自律，注意職業水準的品質，致力于客觀公正的報道，使得人人有使用媒體的權利，新聞傳播進而成為社會公器。此后，新聞界開始有了社會責任論的規范。 《自由而負責的傳媒》的目標是研究大眾媒體在公共事件中對公眾教育的角色，隨著委員會對傳媒質量和有效性的評估，委員會提出理想的傳媒應該是： 1.對事情做真實、正確而完整的報道并賦予其意義，不但對事實報道，而真理背景也是很重要的。 2.意見交換的論 壇：應視大眾媒介為一公正討論的園地，形成一個交換、討論及批評的場所。 3.呈現社會現實情況：對社會及團體的活動實況做出確實反映。正反兩面都應顧及，不可失之褊狹。 4.闡明社會目標及價值標準：澄清社會共同奮斗的目標，表揚社會上善良的一面，使社會大眾建立社會高尚的價值標準觀念。 5.充分隨時供應消息：對社會大眾所需要知道的最新消息，做最充分而周全的報道，使大眾能透過報道對公眾事務做出明智的決定。 書中提出了很多目前還在困擾著新聞媒介的問題：報紙媒介擁有權集中在少數個人和公司手中;公眾利用報紙表達自己意見和觀點的渠道仍然有限;能夠擁有和控制新聞生產的人不能有效地服務于社會的要求。它并沒有簡單地批判當時的媒介環境，而是為新聞和報紙更好地為公眾服務提供了建議，被稱之為自由出版的社會責任理論。傳媒應該實現下列政治功能：提供信息、啟迪公眾以使公眾能夠自我管理、監督政府。傳媒如果逃避民主的責任將會失去新聞自由，傳媒應該以道德、民主和自我防衛來提高自己的表現。

50多年以后的今天，這份報告仍然對當今世界各國傳媒事業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從近年來許多國家新聞事業發展的事實來看，傳媒從業人員守則的制定、傳媒評議會的成立、各大報公評人制度的設立、定期專欄批評同業采訪和寫作之得失等做法，無一不受這本書的啟迪和影響，這是社會責任論思想的具體實踐。

6.霍夫蘭的《傳播與說服》

卡爾·霍夫蘭是美國實驗心理學家，畢生研究人的心理對人的行為的影響，研究說服與態度的關系、態度的形成與轉變、說服的方式、技巧與能力等。他是將實驗心理學引入傳播學研究領域的第一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霍夫蘭應聘擔任美國陸軍總部心理實驗室主任，率領專家小組指導和研究美軍的思想訓練計劃，研究軍內教育電影對提高士氣所起的作用和效果。戰后回到耶魯大學，主持“傳播與態度改變課題”，出版了一系列叢書�；舴蛱m對傳播學最突出的貢獻，一是將心理實驗方法引入傳播學研究;二是通過研究揭示了傳播效果形成的條件性和復雜性，對否定早期的“子彈論”效果觀起到了很大作用。1946 年到1961年間，霍夫蘭領導的“耶魯傳播與態度變遷計劃”，完成了超過50項實驗。他們將研究成果結集出版，產生了一批關于態度問題的耶魯叢書。1953年出版的《傳播與說服》一書，描述了這些研究的理論框架和結果。

《傳播與說服》中一系列的研究有這樣三個特征：第一，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尋找說服的定律。第二，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論基礎為刺激—反應的學習理論，假設態度的改變是基于求變的動機強過不變的動機。第三，研究的方法為實驗室的實驗法。耶魯研究并未使用傳媒的訊息或宣傳節目，而是使用人際的傳播。少數幾個研究曾使用到錄音的演說和畫面的文件，但無益于大眾傳播的設計。當時的研究學者認為，說服的效果可同時適用于實驗和自然的環境中，而實驗室的發現自然可以應用在大眾傳播的說服效果。

霍夫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類為傳播者、傳播訊息、閱聽人以及閱聽人的反應四個方面。在傳播者方面，研究發現閱聽人認為可信度低的消息來源較偏頗和不正常，但是，可信度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消逝而消失，因為閱聽人已經忘記了來源的身份，除非其身份再次被強調。就整體而言，態度的改變多是短期的效果。態度不難在接受信息后立即改變，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后可能又回到原位。

有關閱聽人的研究雖然不能定論，但很有趣。那些將所屬團體的分量看得很重的人，不易受到與團體規范相左的說服信息所影響。在人格特質方面，自我評價低的人，容易受影響;而對他人抱有較大敵意或有精神性神經癥傾向的人，則不容易受影響。

最后，研究者在探討閱聽人反應時，發現主動參與的閱聽人，比被動參與的閱聽人容易改變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