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媒介》是傳播學研究領域最有影響的媒介研究學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麥克盧漢的成名作。在這本書里,作者首創了當今習以為常的術語“媒介”,提出了今天的媒介研究者津津樂道的概念“地球村”、“信息時代”,闡述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熱媒介與冷媒介”的學術觀點。 從1953年到1955年間,麥克盧漢主持了多倫多大學一個跨學科的文化與傳播研討會。同時,他還配合人類學家卡本特(EdmundCarpenter)創辦了《探索》期刊。這是一本研究人類傳播學的刊物。期刊研究的基本假設是:傳播方面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改變人類感性和人類關系。考慮到識字和識字偏倚的根深蒂固,認為進行可觀探索的最終方向是探索原始社會的語言和傳播系統。這種研究方向,與麥克盧漢后來在《媒介即信息》一文中所說的研究媒介要與媒介保持距離是一脈相承的。
20世紀60年代,是麥克盧漢的理論成熟和高峰期。1962年,麥克盧漢出版了《古登堡星云》一書,對拼音文字和印刷術在感官和文化上的影響作了詳盡的論說。
麥克盧漢的主要貢獻是在傳播媒介的研究方面,1964年出版的《媒介通論———人的延伸》一書代表了麥克盧漢媒介研究的最高成就。
這本書基本上概括了麥克盧漢關于傳播媒介的主要觀點,他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媒介的定義、性質、特征、作用和分類的認識和闡述。
《媒介通論———人的延伸》全書分兩部分寫成,第一部分是理論闡述,分七個方面闡述麥克盧漢的主要觀點,包括“媒介即信息”———定義媒介的一個新視角;“冷媒介和熱媒介”———媒介分類;“過熱媒介的逆轉”———媒介的發展趨勢;“小玩藝愛好者———麻木的自戀”———任何技術和發明都是人體的延伸或截除;“雜交的能量———危險的關系”———一種媒介是另外一種媒介的內容;“作為轉換器的媒介”———媒介形成了人與自然世界的一個擬態環境;“挑戰與崩潰———創造力的報復”———技術變革不只是改變生活習慣,而且要改變思維模式和評價模式。 第二部分是具體分析,以第一部分的理論為基礎詳細分析了從古到今的26種傳播媒介。書中討論的26種媒介,構成26章,每一章的小標題都用了一個比方。麥克盧漢陶醉于使用大量的隱喻來界定他理解的媒介概念。隱喻使艱深的理論和觀點形象生動,但又使之晦澀難懂。從他對媒介與人類文明的廣泛聯系來理解,麥克盧漢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嘗試用他的媒介觀解釋人類文明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他的觀點不失為一種新鮮有趣的歷史觀。
10.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多種聲音,一個世界》
198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了一份當代國際傳播領域最重要的學術文獻:《多種聲音,一個世界》,又稱《麥克布萊德報告》,這份報告是隸屬教科文組織的國際傳播研究委員會對世界信息基礎組織結構和傳播資源進行三年調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該報告倡導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主張通過放松版權法規,促進信息傳播技術自由交流,鼓勵第三世界國家出版業發展,及更多的傳播資源共享等措施來改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信息傳播資源不平等的狀況。
“新世界信息秩序”(NWICO)的論爭源起于20世紀70年代。NWICO的倡導者們普遍認為,作為舊時代殖民主義的孑遺和延續,現存的國際傳播秩序維持并強化了國與國之間業已存在的不平等。因為這種傳播結構當中暗含的邏輯還構建了南方對北方的依賴模式,該模式給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等諸多方面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一個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與傳播秩序”必須建立起來以取代現有的舊秩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就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出現的。
報告共分為七個部分。在簡介部分,報告表達了傳播作為基本個人人權同時也是所有國家團體集體權利的基本信念。從第二部分開始,報告分五個方面詳細闡述了委員會對世界信息傳播結構的調查結果和建議。最后部分則概述了一些調查未能涉及或有待未來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如強化相互依存性,加強各領域的合作,采用國際的傳播標準和手段,新聞的收集和分發方面需重視的問題,注意被忽視的信息盲區,更廣泛的資金來源等。
我們可以看到,《麥克布萊德報告》既肯定了結構主義者眼中的國際信息模型,又介紹了解決不平等問題的自由主義主張。該報告在意識形態上盡力不偏不倚,在問題的分析過程中也更多地采取了微觀而實際的視角。在同年的第21屆教科文組織貝爾格萊德大會上,含改變信息不平衡、保護記者權益、消解信息壟斷、保障信源多樣化、尊重不同文化等建議的《麥克布萊德報告》得以順利通過。 《麥克布萊德報告》作為全面反映新世界信息秩序之爭的文件,在學術方面是與傳播學的批判學派尤其是政治經濟學派的觀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該學派在承襲馬克思關于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的觀點的同時,還密切關注現代跨國媒介高度集中和壟斷的趨勢及其帶來的社會后果。他們認為,這種高度的獨占和集中最終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意識形態和統治權力。在信息的單向流動過程中,受益者無疑是代表壟斷資本的少數發達國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則難以避免在文化、經濟和政治等諸多方面受到嚴重的損害。
在跨國傳播時代,信息和國家主權的關系已經密不可分,以至于“信息主權”這一概念也逐漸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浮出,成為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播弱國在其信息主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不僅在政治方面受到壓制,在經濟領域處于不利地位,甚至維持一個國家和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文化的整體性和統合性也面臨著嚴重的威脅和挑戰。對于信息主權問題的關注,又可以引出對文化帝國主義的研究。
該研究將“個別傳播大國對世界信息流通系統的支配看做是推行文化擴張主義的過程,而把發展中國家的牽制和反抗看做是抵制文化侵略的過程”,簡而言之,發達國家的文化擴張主要是通過以經濟、資本實力為后盾的信息產品的傳播而得到實現的。文化帝國主義對人類文化多元性和豐富性的抹殺和威脅甚至引起了部分發達國家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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